尋釁滋事?威權體制中的公民記者與疫情下的風險溝通

文/童涵浦(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本文為科技部人文司「新冠肺炎影響之人文社會反思與治理整合型計畫」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三「疫苗的經濟效益評估與恐慌下的統計生命價值」之專論文章。原題為〈「尋釁滋事」?威權體制中的公民記者與新冠疫情下的風險溝通〉

2020年12月28日,中國大陸的公民記者張展因其報導武漢在新冠肺炎爆發後封城的狀況,而被上海浦東法院依「尋釁滋事罪」判刑四年。在報導尺度與獨立性在中國逐步縮減的今日,這個判決結果的到來其實並不特別令外界驚訝。但這個事件卻提供了我們思考與回答一個重要問題的契機:究竟公民記者在危急時刻的報導,帶給威權體制的是威脅,還是公信力的提升?本篇短文特別藉由筆者在2020年初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文欽副研究員以及紐約大學阿布達比分校沈智新博士後研究員合作的一篇論文(Citizen Journalism and Credibility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 Risk Communication Regarding the 2020 COVID-19 Outbreak: A Survey Experiment,NYU Abu Dhabi Working Paper #40;研究與實驗的諸多細節請參考論文,本短文只介紹文章結論並加以延伸)來分享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與研究所得到的答案。

首先,這個問題在學術上與現實上的重要性可以從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3月7日刊載的一篇社論(COVID-19: Too Little, Too Late?)中看出。在該篇文章中,柳葉刀的編輯十分擔憂,在疫情方從武漢逐步外擴的時刻,其他缺乏中國式威權雷霆手段的威權國家與其政府是否能應對這突如其來的挑戰?事實上,不論是民主抑或威權國家,若無法在部分違反公民權利的代價之下執行封城,社交距離與強制動員醫療資源等措施,便意味著政府需要更為強大的風險溝通能力來治理疫情。過去針對其他公共衛生危機的研究已經指出,風險溝通的有效性端視資訊來源的可信度。但對威權國家來說。由於體制對言論與新聞自由的控制,政府的政策與缺乏獨立性的官方媒體時常遭到人們的質疑。舉例而言,後來受到中共政府表揚,受封烈士的吹哨者,李文亮醫師,其實在最初發出對肺炎病毒的警告之時,得到的卻是政府以造謠者加以逮捕的對待,此一對病毒的早期警告訊息也遭到封鎖。因此,如果其他的威權國家無法如中國大陸一般運用龐大的行政資源來彌補訊息封鎖帶來的負面效果,並實施諸如封城與建立隔離用的大型方艙醫院來遏止病毒傳播,他們要如何藉由原本就不具公信力的媒體與宣傳系統來進行風險溝通?

在上述的合作研究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威權領袖可能始料未及的結論:公民記者的獨立性非但不是政權的敵人,恰好相反,可能是在危機中挽救政府公信力與風險溝通的利器。我們藉由另外一位也十分知名的公民記者,陳秋實,所提供的報導來作為實驗的素材。如同張展,陳秋實之前也是一名律師,而且他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方熾之時,隻身前往香港採訪遊行民眾,在製作的影片中發表了許多對運動為何發生的反思。由於他一反多數中國大陸網民對抗爭的批判與敵視言論,因而在許多香港民眾心中留下了客觀獨立報導的印象。他在武漢即將封城的前夕抵達,並在接下來的幾日中將諸多他在當地明查暗訪的影片上傳至YouTube與Twitter。[1]

另一方面,理論上此一研究應該在中國大陸進行,但當時中國政府對肺炎研究的相關禁令已下。為避免為受試者與研究者自身帶來任何政治風險,我們決定以香港作為此一調查實驗(Survey Experiment)的地點。2月時國安法尚未通過,香港的學術自由尚有一定的空間。一般而言,香港的體制被界定為混合體制(Hybrid Regime)。換言之,雖然民眾享有部分的自由,但政府並未給予民眾普選的民主權利,因此香港還是符合本研究以威權體制為研究對象的設定。同時,由於香港在2019年下半年經歷了大半年爭取民主普選的抗爭,許多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有著更為深刻的質疑。因此,若本研究在香港也能夠證明公民記者的報導對威權政府風險溝通有背書效果,那這意味著此一效果在中國大陸有可能會更大。

具體而言,我們在2020年2月中透過一間跨國的民調公司Rakuten Insight在香港招募了1,060位民眾,參與我們在Qualtrics線上平台的調查實驗。為了測試公民記者報導對威權政府的背書效果,我們首先找了一則中國商務部在2020年1月25日(武漢封城2日後)針對武漢物資供應所發布的聲明:「湖北省商務主管部門多措並舉,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聲明全文如下:

1月24日,武漢市生活必需品市場存貨充足、品種豐富,蔬菜價格有所回落。據商務部監測,1月24日,武漢最大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白沙洲市場30種蔬菜平均批發價格5.51元/公斤,比前一日下降0.2%,受節日放假等因素影響,交易量比平時下降50%左右。湖北省其他市、州目前生活必需品供需總體平穩。湖北省商務主管部門多措並舉,保障武漢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一是投放春節生活必需品應急儲備。已安排155萬公斤雞蛋、500萬公斤蔬菜、100萬公斤鮮魚、20萬公斤清真牛肉和6000頭白條豬,通過300多個“春供”供應網點有序投放。自1月21日起,會同發展改革部門投放首輪50萬公斤地方儲備凍豬肉。二是確保武漢民生商品零售企業春節期間正常經營,要求全市商場超市、藥店、加油站春節期間堅持開門營業,加大備貨量;引導全市餐飲企業春節期間開門營業,改變傳統團圓宴模式,滿足市民外賣送餐需求。三是對進入武漢的蔬菜肉類等生活必需品物流配送車輛實行24小時綠色通道,保障通行。四是啟動了市區聯動的應急保供分區保障方案,開展市場供應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調度,確保全市主要生活必需品正常供應。

很明顯的,此一官方聲明的目的是要穩定武漢市在封城後的人心,預防武漢市民試圖大量逃離,或是在封城時囤積居奇導致動亂。這樣的風險溝通是否有效?公民記者對此一聲明的報導是否影響人們對它的信任程度?很幸運的是,我們找到兩個幾乎相對稱的影像來作為比較的素材。首先,就在商務部聲明發布的隔日,中共官方的「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刊載了一則人民網記者到武漢某個超市的報導與實況影片。與此同時,陳秋實也到了武漢的某個超市,並在YouTube與Twitter上發布了一則他的實地採訪影片。我們從各自的影片中擷取了2幅傳達內容與構圖極為相似的影像(Figure 1)。在我們的調查實驗中,在受試者給商務部的聲明給出信任分數(以0-100為範圍)之前,被隨機分派到實驗組的受試者會閱讀陳秋實影片的截圖(Figure 1的(b)),而隨機分派到對照組的人則是閱讀人民網影片的截圖(Figure 1的(a))。

Figure 1實驗所使用的操弄影像

結果我們發現,雖然2組給的平均分數都低於50分,但閱讀陳秋實截圖的實驗組則給出了45.98的平均分數,明顯高於閱讀人民網截圖的對照組所給的42.85。這意味著,雖然截圖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唯一的差別來自報導者不同,但只要能夠獲得公民記者的背書,威權政府的聲明可以得到更高的信任度,風險溝通也會更為有效(準確的講,商務部的聲明是要說服民眾武漢物資充裕,留在武漢的風險並不會太高)。

但本次研究得到的重要結論不僅於此。當我們利用本次調查問卷中的其他問題來進行因果異質性(Causal Heterogeneity)的分析後,我們可以清楚指出公民記者的背書效果在哪些族群中較為明顯。

Figure 2 因果異質性

首先,Figure 2中的(b)清楚指出背書效果只有在此前聽過陳秋實的受試者中才會產生效果;換言之,此實驗的結果基本都是來自對陳秋實的認識所產生的。如果那些不知道陳秋實的群體在閱讀不同截圖後也產生差異,這意味著可能有其他非實驗意圖的因素干擾了我們的結果,但由於(b)的分析,我們的發現可以免於此一問題。其次,(a)與(c)的發現對威權體制可說是個好消息。先從(c)來說明。在此圖中,我們進一步將受試者按照他們是否支持政府應該阻止媒體報導可能造成政治不穩定的新聞來加以區分。結果發現,支持者(Media Suppression)不論是在實驗組或對照組給商務部聲明的平均分數都較高一些,但兩組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在不支持(Median Freedom)的群體中,則顯示明顯的差異。他們的分數平均來說雖然較低,但陳秋實背書的效果在統計上非常顯著,差距拉到5分左右。另一方面,在(a)中,我們特別以是否曾經以任何形式參與2019年下半年的反送中運動來分為兩個群體。雖然因為此類問題的敏感性,我們無法在問卷中問得更為具體,但這仍不失為一個得知受試者政治取向的重要指標。從結果來看,那些不曾參與運動的受試者不但給分平均來說較高,同時公民記者的背書對他們也並未產生效果。但是在抗爭者的群體中,這個效果不但在統計上是顯著的,兩組的平均分數差距還拉大到8分左右。

為何我之前說這對於威權體制來說是好消息呢?這是因為,不論是媒體自由的支持者,還是反送中運動的參與者,兩者皆對威權體制保持著批判態度,本來就是屬於會懷疑威權政府政策可信度的那群人。在我們尚未實際操作此一實驗時,原本預料即便是公民記者的報導,可能還是無法讓這群人對威權政府的風險溝通改觀。但上面(a)與(c)兩組分析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即便是政權的批判者仍會受到公民記者報導的影響,而增加對政府聲明的信任。換言之,威權政府的公信力並非完全無可救藥。

對於那些缺乏中國政府強勢執行力而更需仰賴風險溝通的威權政府來說,本研究要傳遞的訊息十分清楚:公民記者的報導其實對疫情下的風險溝通是有幫助的,他們並非「尋釁滋事」的惡徒。如果這些政府在現下的危機時刻能夠與孕育公民記者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真誠相互合作,兩者分進合擊方是讓自己國家能夠妥善治理新冠肺炎疫情的良方。從更大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脈絡來看,威權政府更應該要從本研究看到國家與社會共生(Synergy)的價值。高談危機時刻的政體轉型容或過於理想化與不切實際,但威權體制中的掌權者理應細思如何呵護這在政治權力未受制度制約下仍頑強生長出的社會力。這些力量雖然不必然是體制的擁護者,有時甚至是批判者,但卻可能在國家遭逢新冠病毒威脅之際,成為共同體協力抗疫的夥伴。


[1] 這邊值得說明的是,我們的研究在通過倫理審查後的2月中才開始,但相傳他在2月初遭到逮捕,同時也停止在社群媒體上發言與分享影片。後來西方媒體對他突然消失也曾進行報導,甚至亦有媒體直接在電視訪問中詢問中國駐美大使他的下落,但截止目前皆沒有任何他究竟在何處的準確消息。

作者: 童 涵浦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